迷途知返 皈依佛门

访谈时间：2011年7月20日（农历六月二十）星期三上午

【早晨，在“唰唰”的雨声中来到寺院，老和尚说：“天气热，来这屋吧，这有风扇。”第一次走进老和尚的寮房（卧室），迎面的西墙供奉着一尊观世音菩萨，供桌上摆满了各类时令水果；佛像对面是老和尚的床榻，床头是一张旧的写字台和一把椅子。老和尚指着椅子说：“请坐吧。”南窗下也放张写字台和一把椅子，房间里的一应用具简朴陈旧。悠扬的“阿弥陀佛”曲充满了房间，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老和尚把风扇调大了档，说：“你很遵时守约呀。我没做什么，当年你就给我写文章（指《青云寺》一文），还没有谢谢你哪。”又说：“我的前半生奔波、无为，没做什么贡献。”老人边说边走到佛前，拿香蕉给我。我说：“能为您写文章，是荣幸，也是学习的机会，应该谢谢您！”又问：“师父昨天说，‘天气不好的话，可以顺延’，您知道今天会下大雨呀？”老人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大神通，那是清原的百姓人心向善，境由心转，天道酬勤。”接着说：“你来寺院，就是到家了，不用客气。佛前的供果好，吃了离苦得乐，消灾免难。”老人幽默的话语令我感到亲切、温暖。在他拿香蕉时，将一颗葡萄粒带到地板上，我刚要拾起扔掉；老人将其捡起，用手中的面巾纸擦一擦，放到嘴里吃了，说：“这是信众的善心，不能随便糟蹋了。”老人不经意的举动，令我肃然起敬。】

问：您从老家来到沈阳在万春祥衣帽厂学徒，据说旧社会学徒生活是很苦的，要“比鸡起得早，比牛马干得多”“干在前，吃在后”，在这种状况下，您是怎样参学佛法的？

老和尚：是的，学徒生活是很苦很累的。我是苦水里泡大的人，苦，咬咬牙就过去了；累，坚持一下多付出一些不算什么。我是19岁皈依佛门的。当年，万春祥衣帽厂的经理刘春波笃信佛，他是盖县人。每天下午3点到5点，都到万寿寺听讲经，回来就给我们讲经。我心里便有一种向往，就跟经理说：“经理我也去听经。”经理看看我，便欢喜地答应了。

在家时，因大哥信佛，对我影响很大，从小就对佛教很虔诚。大哥信奉的是“在理教”，也称为“清礼”。教徒信奉南海大士，默识“五字真言”，“五字真言”就是“同心灭大清”，不准为外人道，犯者谓之“背教”。入教的教徒谨忌烟酒，违者谓之“打碗”。入教者谓之“在理”，是秘密结社组织。此教以“提倡因果报应与拔苦兴乐之理，以正心、修身，克己复礼为本，以禁烟酒为习，并以佛教、儒教、道教之三教归一，济度一般民众为宗旨。”供奉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孔子三圣之像。解放后，此教已无再现。满清政府视该教为反叛组织，极力镇压。大哥信佛意念坚定，虔诚之至。大哥告诉我：“遇到灾难，只要面对西方或者北方，念三声‘观世音菩萨’，就逢凶化吉。”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常讲，大伯家的哥哥，被胡匪抓去了，15个人站在那里，胡匪挨个打。叔伯哥哥站在最后，他也是信“清礼”的，就默念“观世音菩萨。”前边打到14个人了，马上就轮到他了，一个伙夫喊“没水了，叫一个人来担水！”胡匪一看，前边14人刚打完，呼爹喊娘龇牙咧嘴的，就喊叔伯哥哥：“你，挑水去。”他就躲过了挨打；第二天，哥哥排到第2名，他又念“观世音菩萨”，第一个刚打完，一个胡匪慌慌张张地喊“来兵了！”他们就急忙解散了，哥哥又躲过一劫；第三天，兵真的来了，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这精彩的极富有感染力的故事，对从小失去父爱的我影响很深，在心里留下深深的印痕，笃定诚心向佛，期盼得到佛祖的佑护。

大哥特别聪明、能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对我影响很大。解放前，大哥曾建了3处念佛堂；还会看坟地、看风水，后来当乡村医生，方圆百里都很有名气。他什么一看就会、一学就通，很钻研的。大哥还是我们邻近3个村唯一会写春联的人，每年一进腊月，他就挨家写春联，一天到晚不回家，谁家有事求到大哥都行。大哥认准的事就一干到底的性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大哥是1982年故去的，时年80岁，二哥也是80岁故去的。

为了能到寺院听经，我每天早早起来干活，上行、摆床子、站床子（售货），过午后下行，把一切收拾妥当，该干的活都干完，就跟着经理去万寿寺听经，使我对佛法有了初步的认识。恰逢吉林省长春市般若寺大德高僧倓虚法师来说经讲法，对我影响很大，感悟到人一出生，就被五浊浸染，人生无常，苦海无边，只有正信佛教，迷途知返，才能了脱生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从此，坚定了弘法利生的信念。1932年，19岁那年，为劝善止恶、启迪智慧、净化人生、创造人间净土，师从倓虚法师，皈依佛门（是在家修行的居士）。

我们那个年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老家的母亲未征求我同意，就给我定了门亲事，女方小我6岁叫张文珍，人很善良贤惠、吃苦耐劳，虽不识字，但识大体。她也是个苦命的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跟着父亲、哥嫂一起生活，是苦水泡大的。

我在沈阳万春祥衣帽厂学徒满5年了，思母心切，不顾兵荒马乱的昼夜兼程地赶回家。母亲看到我很欢喜，但家里生活拮据、艰难。当时，鬼子讨伐，民不聊生。村里的老百姓轮流到山上站岗放哨，鬼子一来就赶快通知大家躲起来。那年是二月初几，天气很冷，我替大哥放哨，又冷又饿的，看看太阳出来老高了，以为鬼子不会来了，想回到家喝碗玉米粥暖和一下。就一路小跑下山了，刚进屋端起饭碗，狗就咬了，领头的是“黑帽子”（地方警察），随后是日本兵进来了，气势汹汹地就把大哥和我绑了起来，让我们领着去找八路军。并问我：“别人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我说：“我在东北工作，回家看母亲的。”他们不容分说，押着我们走了五六里地，见到一个日本当官的，禀告说：“这个人是在东北工作的。”这个日本当官的就问我：“有什么证明，你是在东北工作？”我拿不出什么证明，他就让人搜身，搜出了“佛教会会员证”。他问我：“你的，信佛？”我点点头。他说：“你的，赶快回东北吧。”并挥挥手，就把我放了。我就求他，把哥哥也放了吧，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哥哥照顾。他看看大哥，没说什么，也放了。我们回到村里，全堡子的人都看着我们给抓走了，又平安地回来了，感到很意外。

刚回到家，汪精卫成立的晋东政府的人来到村里，非要抓我去当兵。村长、族长一个劲地讲情说：“放他一码吧，他是回来结婚的，户口是东北的。”晋东政府的人就到家里来核实是不是回来结婚？如果不是结婚，就说我是“共产党的奸细”。我从心里不想结婚，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遵从母命与张文珍结婚了，前后在家住了23天，又回到了沈阳。

后来，万春祥衣帽厂就换成日本人为东家了，改名为‘柏内商行’。那时，日本人横行霸道。记得在南站附近有个老头卖爆米花、火柴等。那天，有一个中国人来买火柴，随后来一个六七岁的日本小姑娘要买爆米花，老头先给这个人拿火柴，转过身来给小姑娘拿爆米花。这个小姑娘认为老头慢待了她，就用脚上的木屐踢老头；老头轻轻推了一下日本小女孩，小女孩的母亲站在远处看见了，拿着个鸡毛掸子跑过来，朝着老头就是一顿“旋”打（兜头盖脑地打）。老头用手搪了一下，小女孩的父亲拿着棍子冲过来，抡起来一顿暴打，还叫来“黑帽子”（警察），把人带走了，关押了3天。

一次，大连给“柏内商行”汇来20元钱，我骑车去邮局取。因没有盖章，回商行来盖章，路过派出所没有下车。一个日本人骑摩托车追上来，把我叫到派出所，不容分说，上来就是两脚，接着又是两拳、又给了两个耳光，打完了还不让走。又给商行挂电话，说我不守规矩。商行来人，又是道歉又是赔礼，才把我放了。日本人叫我们“东亚病夫”，中国人一点人身权力、社会地位都没有，连猪狗都不如。八国联军进中国，蹂躏中华民族，日寇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那时就想，什么时候能把入侵者赶出中国，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地工作、吉祥幸福地生活多好啊。

解放前，在我们寺院附近有13个外国领事馆，他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却是他们说了算；领事馆里好人进不去，小偷、杀人犯、坏人逃到那里还受到保护，哪有什么讲理的地方。那年，我们去南站送木头，3个人在前面拉车，一个人在后面推，走到美国使馆新修的柏油路时，正赶上过来两辆汽车，我们就往美国领事馆那边靠了一下。因为是铁瓦车轮，把地给压了一个印，美国使馆的人就不算完了，把车给扣下了，不让走。我们只好赶到1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电话站，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电话亭，往回挂电话，来的人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最后，领事馆答应了可以放行，但条件是把他们积攒了半年的垃圾用车给运出去。面对一大堆垃圾，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从上午11点一直干到晚上，把院子清理干净了，才放我们回去。

中国佛教界拥有护国爱教的传统，佛法也强调报答国恩的必要性。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时候，鉴于国难日丞，灾祸纷乘，佛教界不在寂静了，从高僧大德到普通僧尼及居士，同仇敌忾，投身护国抗日的活动之中。1937年1月8日，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由赵朴初居士等人发起，并在上海成立。该会以“联合国内佛教徒弘宣佛教悲喜舍之教义，实行菩萨利他救苦之愿行，维护国家，倡导和平”为宗旨，实际是抗日护国，反对内战，事实上也起到了促进抗日护国、停止内战的作用。当年，我作为一个佛教信众，也积极响应寺院号召，热心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那时，我们整天祈祷中国人民早日从苦难中解脱，真正站起来，忧国忧民呀！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才见天日。

岁月和世事沧桑，掩不住佛法的光芒。学佛、修行，想到断除尽烦恼，就是迷途知返。在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一个人是那样的渺小、孤助无缘。佛法像一盏明灯驱除我内心的黑暗和恐惧、开启慧眼，透过智慧的审视和判断来观待外界的事物，当然也包括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便越发坚定信念，看破放下，觉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