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放下 披剃为僧

访谈时间：2011年7月21日（农历六月二十一）星期四

【走进住持接待室，老和尚正坐在“法座”上翻看着《清原一九二五》，见我走进来，笑着说：“这本书不错，你为清原历史做出了拾遗补缺的贡献，功德无量。”“周县长的‘大草’写得很好（指周部长的题字），也是对你的鼓励和肯定，好啊！”我问：“昨天谈了近3个小时，累了吧？”老和尚说：“不累，昨晚睡得很好。每晚10点睡觉，12点起来打坐两三个小时，午前睡一小会儿，下午再睡一会儿。”接着说：“你很累呀，每天来到这，就是一身汗，休息一会儿吧。”老人幽默地说：“今天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出家了吧’？”我们都笑了。】

问：您老1932年19岁皈依佛门，师从倓虚法师。14年后的1946年，您放弃俗世毅然出家，需要具有坚定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追求。1985年受具足戒，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障碍和阻力的，也很艰难吧？

老和尚：你说的很对。我19岁皈依佛门，师从上倓下虚法师；1946年，33岁在沈阳的万寿寺落发为僧，师承上省下僧老和尚。沈阳解放后，万寿寺与慈恩寺合并了，跟随师父来到慈恩寺，上省下僧老和尚为慈恩寺方丈。1985年，72岁时，我在长春的般若寺（般若佛音为bo、ruo解译：聪明智慧）由著名的大德高僧上澍下培大法师传戒，受具足戒。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阻碍和磨难的。

当年日本投降了，人民欢呼雀跃“光复了”“天亮了”！可没几天，内战又起，面对国家灾难深重，人民苦不堪言，更加坚定了以天下为家,树圣贤志向、担如来家业，秉承佛旨、高擎法幢、慧炬照世。1946年，33岁时，我在沈阳万寿寺落发为僧，师从万寿寺方丈上省下僧老和尚修行，带刀师是导尘师父（当时是监院）。

万寿寺是皇家寺院，大政殿的佛像前供奉一个佛龛，上面写着“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寺产业很大，有房屋1500多间，僧人几十人。寺院有十多个买卖，也叫代理店，有经营皮张店、还有经营出口轮船等，寺院香火兴旺。1950年，万寿寺合并到慈恩寺。金顶毗卢派续支重续的20字，就是省僧法师从华严经占偈中摘录的“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

从古至今，真正出家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历史上很多大德高僧在出家前，都曾经过种种阻碍，最后才能够成功。远的不说，就说现代的弘一大师，在出家前也曾冲破家庭和学校的阻力，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出家，但他出家的意志非常坚定。1918年，39岁的李叔同剃度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他托人将与他相爱甚笃的日本妻子送回日本。其妻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执意找到他。弘一法师交给她一块手表，作为临别纪念。随后雇了一叶小舟径自离去，再未回头。其妻知已无法挽回，望湖痛哭。两个挚爱之人自此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还有我的恩师大德高僧倓虚法师，他曾先后两次出家都没有成功。那时候倓虚法师在营口开了一个药铺，每天除了看经之外，还附带着出诊为人看病。一次偶然的机缘，坚定了倓虚法师出家的信心。他未出家前曾认识了一位叫清池的和尚，并经常听他讲经。清池后到天津清修院作了住持，差人带个名片给他以示问候。知道了清修法师的下落，倓虚法师起了跟随清池和尚出家的信心。他就带着清池和尚的名片，佯言回老家河北修理坟地，抛去万源，放下一切，离开营口到天津清修院跟随清池和尚出家了。

倓虚法师在天津清修院时，已经43岁，家中一个女孩已经出嫁，还有5个男孩，大的才14岁，小的刚会走。倓虚法师在家时，依靠自己的药铺还能够维持家庭生活。可倓虚法师一走，家庭就面临很多困难，他在走之前曾对此考虑很久，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家了。而且他这一走杳无音信，直到4年后，他回家探亲，家人才知道他还活在人世。他的妻子见他回来后，躺在床上泪流不止，怨恨倓虚法师这样无情无意地走了。最后，经倓虚法师好言相劝，妻子才原谅他。

倓虚法师就是怀着对弘扬佛法的坚定信念，不放弃对出家的追求，最后终于如愿出家。他这种能够放下万缘，舍弃俗世生活的坚定意志的确令人赞叹。最为令人赞叹的是，倓虚法师并没有违背自己出家的初衷，在出家之后，他不仅在佛学上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修建寺院，兴办教育，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倓虚老法师在沈阳复修万寿寺，在齐齐哈尔、天津、营口建了很多寺院。是他给我授的法号为“能和”，后来行老授的法号为“宝和”。

我出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里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也有诸多困难和种种障碍。但我出家信念坚定，虽说老母亲支持我，家里的（妻子）理解我，但世间还是障碍重重。1946年33岁我落发为僧，到1985年72岁受具足戒。在这39年里，障碍越多，信念越坚。出家是修行的第一步，就是“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其实，只要得到佛的引领，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世上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你修行的功课。无论在世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心中把修行放在第一位，你就会修有所成，而你所修的善果又会嘉惠社会。出家必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第一个要持戒，第二个要吃苦。出家的身分，人天师范，不但是人间一切人的老师（老师就是表率），你的思想言行，别人向你学习，你是代表释迦牟尼佛的，续佛慧命，远绍如来，想想看自己能不能做到？真能做到，好，太难得！不但释迦牟尼佛欢喜，一切诸佛都欢喜，龙天善神哪个不保佑你！反之做不到，佛不会护念你，善神也不会保佑你，便会有一些鬼神来找你，妖魔鬼怪来找你，帮你作恶，接引你到三恶道。一个人无论在家、出家，都必须上敬下和，忍常人所不能忍，行常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

1948年农历十月初一，我们正在寺院里“打佛七”，一夜没睡。那一夜的沈阳，枪炮声声、人心惶惶、家家熄灯、户户掩门，据说死了很多人。后来知道是攻下四平城的八路军星夜兼程、连续作战，把驻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队打跑了。早上起来，我开寺院的门，看到站在路上的八路军官兵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路边沟里的水，都冻成了两指多厚的冰，可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都是单衣单裤，有的衣不遮体、甚至用草绳绑着，有的露着脚趾头，冻得直跺脚，很感人的。沈阳解放了。

不久，政府派人来，把万寿寺归并到慈恩寺，方丈依然是导尘师父；二僧院（比丘尼也就是女尼），归到大佛寺去了。并要求立即把寺院腾出来充公，给部队住。后来在万寿寺那里建立了自行车厂，工人就有800多人。我们到慈恩寺没多久，政府就派人来将所有的僧人就地遣散，有亲投亲、有家回家；没有家和亲属的，就到沈阳奉坛街的“老爷庙”一个道观集中，送到辽阳田水公社劳动改造；我被划到遣返回乡人的队伍中。没有办法，只好回老家了。回到家里，怕亲属受牵连，也不敢说自己出家了。

因为我为人正派，乡里乡亲对我还好，也很尊重我。我在村里放牲口、喂牛。土改时，尹家沟村人均5亩地，而我家是7口人，家里有35亩地，正好是人均5亩地，就被定为中农。

从土改时起，佛教界受到冲击很大。农村也是如此，“坛主”（念佛堂的负责人）给弄走改造去了，“信众”（信奉佛教的人）被组织起来开会学习，要求提高认识，划清界限，相互检举、揭发，还要求表态脱离佛教，并把猪爪子放在锅里煮水，让大家喝，很凄惨的……

虽然我们学佛为的是求出世之法，然而佛法却在世间觉，实实在在地与我们在一起，不论快乐悲伤、烦恼痛苦，只要能与佛法相印，心灵便会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可以说，学佛最大的受益之处就是将佛法与修行都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解决种种烦恼与困扰。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宗教很重视，召开了政协会议，我看到了光明，在家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又回到沈阳慈恩寺。

当我回到慈恩寺时，寺院今非昔比，门庭冷落，几个僧人住在一个小外院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生活艰难。佛言：“菩提不离烦恼，涅槃不离生死”，佛法就是要求我们过一种觉悟的生活，因为觉悟以后就可以直下里承当。只要不离现实，从艰苦的生活当中一样可以悟道，然后在生活当中证道行道，自然就可以展现内心自我与实相世界的本来面目。

我的师兄宝澄，比我小，体格弱，算命先生说他42岁的寿命，可他是1985年80岁时圆寂的。他原是沈阳新城子兴隆台的乡村教师，“家里的”30岁时死了，孩子也死了，有人张罗让他再娶。他不同意说：“算命先生都说我是42岁的寿命，我不能再坑别人了。”不久，他就来到慈恩寺。

1952年，五台山吉祥寺的住持参加全国政协会，会上提出了应弘扬佛法，现在没有戒场，应该传戒。中央就同意在五台山吉祥寺传戒。能海上师说：“老和尚因年事已高，提出不再传戒了。我们曾请过老和尚，他也百般不传。”大家说：“老和尚是谦虚，东南亚各国请他传戒，他都去了。”这样，大家都知道五台山传戒。我和宝澄、宝清准备去五台山（宝清当时是居士），与方丈师父说了我们的想法，要去五台山受戒，方丈师父说：“去吧。”就给我们开了“号条”（相当于推介信）。又隔两天，五台山来人说：“不一定设坛了。老和尚说‘不传戒了。’外请高僧需要相关部门的批准，很费劲的，又没有钱。”我们也没有心思去了。师兄坚持说：“不传戒我们也去五台山学习，何况‘号条’都开了。”当年，为了生存，我办了个营业执照，与师兄宝澄、宝清一起出床子卖锥子、鞋钉等小东细物，挣生活费。我们商量好，他俩去五台山，如果有戒场，来电报、我就去。如果没有戒场，他俩就回来。他俩就走了，师兄到那第5天，正要封坛，中央来电报，关于东南亚局势问题，赵朴初向中央提出，请能海上师出访东南亚，缓和与促进东南亚各国间的关系，并适时建立外交关系。能海上师临上北京前，与师兄说，你们3人（还有一位是哈尔滨来的）来一趟不容易，我去中央大约得一个月时间，回来后亲自给你们受戒；能海上师就去北京了。师兄到那第36天，能海上师回来了，受戒了一天一夜，师兄在那因每天吃燕麦，身体不适应，整天闹肚子。受戒后，又学习了半个月才回来。因此，我就错过了这次受大戒。

与师兄一起卖锥子、鞋钉有两年的光景，我们又回到寺院。营业执照没有上交，以因病为由停业。1956年公私合营，合并到沈阳市公私合营百货商店，以病退方式，按照每月60元工资的40%计算，每月领生活费是24元。“文革”时，停发生活费；“文革”后，落实政策，现在每月领退休金1300元。

沈阳慈恩寺位于沈阳市的大南关现在的大南街，省佛教协会、沈阳市佛教协会都在那。慈恩寺是靠做佛事维持寺院的一应事务和开支的。后来，慈恩寺也被充公了，僧人都被驱散了，没有去处的就集中下去劳动改造。当年，慈恩寺僧人最多时80多人，这个寺院是明朝建的，历史悠久。慈恩寺被汽车靠垫厂占了，该厂一直占用到1988年，落实政策后，才归还给寺院。

那段日子，我在北关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处帮忙，这个朋友是做生产鞋垫、鞋帮生意的，我就帮他取货、送货，糊口度日。那时，慈恩寺的大殿也给贴上封条了，我就和师兄宝澄、宝清还有空如住在寺院旁边一个小院里，政府给我们僧人每月每人8元钱的生活费。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整天挨饿。有时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为了充饥，我常常骑车到斑家沟、铁匠屯挖曲麻菜（苦菜），回来用水焯了，泡一天，煮着吃。

当年，老家是20多口人，一大家子住在一起，由母亲掌家。大哥6个孩子，大嫂不善农活，二嫂三嫂干得也不多。我常年不回家，挣到点钱就往家里捎。“家里的”（原妻子、孩子的母亲）为人善良，吃苦耐劳，养猪养鸡，任劳任怨，默默劳作，整天忙里忙外，母亲很疼她、呵护她，她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活菩萨，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母亲都要出面帮助的。老人活到100岁，从没有去过医院、不拄棍、也没有吃过药，1984年农历二月十八故去的。“家里的”也信仰佛教。当年在我出家时，她说：“你出家，我也想出家，可这个家怎么办？你就放心地出家吧，家里的一切有我呢。”她很理解我放下家、出家渡众生的心愿，很支持我出家。她一个人默默地担当起家庭重任。我十年八年不回家一趟，她也从没有怨言。如今“家里的”92岁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药、没看过医生，身体很好。

以前，我一年往家里去一封信。“文革”后落实政策，每月的24元的退休费，都寄回家里奉养老母亲，母亲一直由“家里的”照顾并生活在一起。

因我好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1984年，是老母亲的百岁，我就在腊月二十几回家过年。妹妹每年正月初三回娘家，可那年，出正月了，也没有回来，母亲整天念叨。农历二月十三，妹妹回来了，母亲说：“你哥哥回来了，你也不来家看看。”妹妹说：“我听说了，不是你外孙子病了吗，这两天才好，我就回来了。”妹妹的家离母亲家相距15里地，不常回家。母亲拉着妹妹的手，一再挽留妹妹多住几天。农历二月十四，妹妹要回家。妹妹说：“明天就十五了，我得回去了。”家乡风俗是，每月逢十五那天，出嫁的姑娘是不能住娘家的。母亲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哥哥难得回来一次，还忌讳什么？你就在家住几天，十六再走。”妹妹就住下了，十六上午，母亲说：“我有些不舒服。”早上母亲仅吃了半碗粥，平日里都是一碗粥。我说：“下点面条吧？”母亲摇摇头。十七，母亲一天没有吃东西。十八的下午4点多钟，母亲就安详地去了,母亲是到极乐世界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佛教事业重拾辉煌，1985年，一生向佛的我，在吉林长春的般若寺，由著名大德高僧澍培大法师传戒，受具足戒，是由省僧大师为带刀师。

1985年受具足戒后，我再也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家里音讯。大约是2000年左右，女婿到长春办事，路过清原，车坏了，他打听这里是否有寺院？有人就告诉他，有座刚落成的青云寺。他就来了，在院子里看到了我，吃惊的地说：“您老还好吧，真没有想到您还健在！”孩子们还是很理解我的，女婿走了，我默默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后来女儿也来看过我。

人总得要归佛、天、人，鬼、畜生、地狱的，那不是个人说了算。树立坚定的生命宗旨，了解人生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自然不容易被外在境界左右，这就是一种修行。“万物唯心造”。例如，太阳给我们温暖、光明，让我们看清前行的路，我们应该感恩。父母千辛万苦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报恩。佛法是向内求的，如果向内功力不足，内心就会慢慢迷失，所以时时提策自己“莫向外求。”出家人既要念经打坐，也要做事承担，两者并不矛盾，都跟佛法有关。不可把学习、修行和做事相互对应起来。“为法为教”不是一句空话，要靠实实在在去做，干出成绩来，对社会、对众生产生实际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报答佛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才是真正向圣贤学习，走向成佛之道。